瞭望 | 是时候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体系——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我认为中国的遗产体系仅就学科建设有三项基础性工作：

　　“这类论文面向呈现多元精神文化、依托积淀丰厚的遗产资源，本应有更宽博的研究视角、更多维的论证角度。”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福州认为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基础理论的缺失，已成为当前文化遗产事业的瓶颈”。

　　一是文化遗产学可尝试升级为学科门类。此为牵引，既适应现行管理体制，又可明晰未来发展路向。当务之急，推出几所有基础的高校或院所展开教学试点，内容包括有关文化遗产以及非遗的形态研究成果及相关基础理论课程。以此为起点，推广普及。

　　有关遗产特别是文化遗产的体系建构，源自传统文化的根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互依存，须以确保文化结构的完整为前提，防止被肢解。而学科设置应立足塔尖综合布局，兼顾其综合与交叉特性，物质的一支与非物质的一脉交相辉映。依托艺术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基础学科，同时依托文化遗产形态学、非遗概论、非遗形态学等专业课程，总之围绕文化遗产学形成学科群。

　　三是构建文化遗产学学科群。从文化遗产的本体特征和形态特性入手，区分物质体系和非物质体系，依托文学、艺术学、历史学以及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传统学科，以强化遗产的本体和门类的基础理论研究，形成遗产形态研究的系列成果。同时，学科群作为体系，学术层面既要向传统学科广泛采借，包括田野调查、实证分析、系统分析以及统计学、访谈口述等方法，还要在此交叉地带实现接通，以体现体系的交叉与综合特性。■

　　二是优先厘清文化遗产体系。分类是体系化的关键，中国的博物理论曾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学科学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深度挖掘亦是现实之需。当下一项重要学术工作便是对文化遗产进行定位，从学术层面厘清其固有内涵；在此基础上对现有遗产类型进行梳理，借鉴国际上对遗产体系的类型划分，以物质和非物质属性进行统摄，根本厘清自然遗产、物遗、非遗、工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体育游艺类遗产间的关系。

　　一是避免以差异性替代共同性。差异性以共同性为前提，共同性是主导，差异性不能削弱或危害共同性。非遗项目或门类无论与艺术是否存在关联，皆不可打着非遗的旗号或借口文化的艺术性、审美性和娱乐性，舍弃割断文化与生活、信仰等的原生性联系；也不能借高雅文化之名，对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进行矮化或边缘化。

　　三是避免文化内在表现形式的遗漏。文化遗产保护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功不可没，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无论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还是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均体现欧洲的“物质价值观”，其分类体系、评估体系、设计机构以及保护措施等也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尽管2003的《公约》不断强化尊重意识，但任何遗产皆有其自身的发生与发展轨迹，自然就有相应的分类与解释路径。

　　非遗与文化遗产的关联性源自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即后世文明对中华文明思维与观念的承继，成就中华文明框架体系的持久与连续。非遗作为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形式，前者以情趣、思想、理想、意志和观念等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更深刻的层次上受民族的历史文化影响；而后者作为历史文化母体蕴含民族和时代的元文化状态，包括原始的记忆、神话、传说、图腾等原始胚胎。二者存在脐带关联，结构上同源，并与主体的文化同脉，非遗与物遗共同构成文化遗产本体。

　　形态学的存在历史很长，近年来逐渐向遗产等相关领域拓展渗透，专注于物质与非物质等核心话题，形态因之成为认知遗产的基本单元和抓手。形态学着眼遗产的构成规律与知觉的心理规律，而从学科角度需要借助系列研究成果做支撑。这些基础性研究包括文化遗产形态学和非遗形态学等，前者是框架工具，后者是非物质分支，还应有物遗形态学的支撑以及物遗学科体系自身的重新整合等。唯有文化遗产的框架体系完善了，研究基础夯实了，才能逐步向非遗学和文化遗产学过渡。

　　在各高校，文化遗产学需要补充和完善学科规范、教材规范和培养规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600所高校开设了和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教育。作为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其建构受着诸多相关学科理念和方法的限制，需要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加大文化遗产领域的人才培养力度。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网址: http://www.zgwhyj.cn/zonghexinwen/2022/0601/17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