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气象与文化自信

唐朝是承续隋朝而建立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就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新唐书》记：“隋文帝独孤皇后，高祖之从母也”），李渊袭封唐国公、太原留守。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少数民族长期混乱中原的历史和长达270年之久的国家分裂。统一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变化是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经过大冲突、大碰撞、大交融,形成了为大一统政权服务的新文化体系。其中心便是三教并行,多元、混合的意识形态。因此，在这一新生政权的面前,呈现的是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

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暂，却为唐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文帝一面大力扶植和提倡佛教,改革佛教的管理,集政教于一身；一面从实用主义态度出发,要求儒学直接服务于社会,以快出人才，出可用之才。隋炀帝本身好学,又有文才,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尤其重视江南文化，为南北文化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唐朝建立之初，秉承隋代风气的余韵，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了各地武装割据，重建统一秩序，恢复经济，安定社会，带来了民族大融合，营造出颇具生气的帝国局面。唐都长安成为世界最大城市，西域商人、日本遣唐史、朝鲜半岛各国留学生云集于此，据史家研究，前来朝觐、留学、进行学术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真正是世界之中心。

大唐疆域广泛、幅员辽阔，以开放的胸怀吸引各国来的人才，不少外国（族）人还在大唐做官，有的甚至成为名将，如李楷洛、李光弼父子（契丹人），安禄山（康居国人），哥舒翰（安西龟兹人），高仙芝（高丽人）等，同样，突厥贵族、新罗人在大唐做官也都备受优待。

李世民非常自信地总结了自己一生文武兼备、仁爱公信：“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间，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殊方异类，辐辏鸿胪，是朕文教所来也；突厥破灭，君臣为俘，安养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爱之道也；林邑贡能言鸟、新罗献女乐，悯其离本，皆令反国，是朕敦本也。酧功录效，必依赏格；惩恶罚罪，必据刑书。割亲爱、舍嫌隙，以宏至公之遗，是朕崇信也。”（《唐会要》卷七）李世民“华夷一家”的自信，是对其武力与德惠兼施的治理方针的自许，昭示了以大唐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由此形成。

唐代承续隋代的制度和文化政策，思想上以儒家来维系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同时，唐代皇帝认亲老子，追认其为李氏的祖先，科举考试中把《老子》一书列入其中，官员必须读《老子》，道家享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位；唐玄宗还将《老子》列入学官，有不少名臣就是通过“道举考试”得以出仕。另外，唐代还承续了南朝时流行的佛教，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三大宗派。尤其是在初唐时期还发生了一起著名的佛教事件：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一位叫玄奘的和尚从长安出发，步行前往印度取经，历时17年，经历千辛万苦，其故事感动了当时的中国。

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造就了唐朝士人的包容心态，许多士人自由出入儒道释之间，他们的思想开放，精神富足。以诗歌为例，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是以唐太宗李世民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尽管梁陈宫体诗仍然是初唐诗歌的主流，重辞采声律，感情的纤弱、诗风的绮靡仍有很大影响，但是统一的新时代、新气象，启迪着诗人们寻找新的道路、新的表现方式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有的诗人有意识突破了宫廷诗的范围，把视野打开，将诗歌题材和内容伸向诸如离别、怀乡、边塞、市井、自然山水、理想抱负等，有的诗人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内容刚健质朴。如王绩、杜审言、宋之问等人的诗中出现一种质朴清新、宁静淡泊的境界，积极进取的精神。“初唐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的诗，重视抒展一己之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昂扬壮大的情感气势，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现实意识、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在陈子昂、张若虚等初唐诗人那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反映了初唐士人的精气神，眼界和胸怀非前人可比，他们注重生命体验，重视干预现实，开创了有唐一代的诗风，奠定了律诗的范型。这以后，诗歌更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到了盛唐时期，各类诗人更是繁星闪耀，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各显才华，各竞风流。

到中唐时期，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称的韩愈，又打起复古的旗号，引领了一场社会思想文化运动。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孟子以后中断了，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汉儒以来的经学传统。因而，他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挽救世风和社会危机。以道统论为新思想，以古文运动为载体，以反对崇佛为武器，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培育健康的精神生活为号召，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实际上是一场“儒学+文艺”复兴运动，展示出强烈的文化自信。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网址: http://www.zgwhyj.cn/zonghexinwen/2021/0515/8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