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与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民间历史文献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例如，族谱、碑刻大多涉及民间社会组织和地方公共事务，契约、账本主要记载民间经济活动，赋役文书、诉讼文书反映了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礼仪文书、唱本、剧本则折射着民间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些不同类型的民间历史文献，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与功能，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分析与解读。

民间历史文献承载了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构成了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但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广泛地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例如，福建民间有各种世代相传的“人情簿”，详细记载亲友之间的人情往来，从中就不难看出当地礼仪传统的延续与更新。在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中国各地都有大量现存民间文献，其中有不少是近年制作的，如新修族谱、新立碑记等，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延续，通过考察各种民间文献的制作、流传与使用过程，有助于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社会的传承机制。

此外，民间历史文献在全球的藏储状况尤其值得关注。笔者近年在东南亚地区调查时发现，当地华人同样保存了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尤为重要的是，海外华人在举办重大社团活动或宗教仪式之后，通常都会刻立碑记、印制纪念特刊，因而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如何系统收集、整理、研究这些海外华人文献，同样是史学界必须面对与重视的课题。

具体到文化传承上，民间文献是民间集体记忆的载体，属于普通民众历史感知的重要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庙宇、祠堂的复兴，各种中断的民间仪式的恢复，正有赖于传统民间历史文献的传承。当前，民间历史文献仍在传承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精神家园、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就黔东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言，这些问题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明清王朝的倾力经营与汉族移民的作用是汉文字进入的推动力量。明代在此设置五开卫、铜鼓卫以及天柱守御千户所和汶溪守御千户所，卫所驻军多达5万余名。目前，清水江文书被大量发现的天柱、锦屏与黎平等地，正是卫所移民分布最多的地带，而没有卫所移民分布的榕江、从江、剑河、台江、雷山等地，其文书发现量较少，且时间分布多在清代中期以后，这和雍正朝开辟“苗疆”的时间也能吻合起来，说明清水江文书的时空分布与明清王朝开发这一地区的进程息息相关。具体到文书本身，也可证实这个判断的准确性，从所见明代清水江文书而论，无论其格式还是用语，与明代通行全国的契约文书格式一致，而所见最早的“成化二年转批粟文海田地合同”，也明确无误地表明其是随着卫所军户移动而移动的文书。至于卫所军户以汉文字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纠纷的例子亦非鲜见，如五开卫辖下隆里千户所之人，不仅佃种周边少数民族的田地时使用了“典契”，也利用“认错字”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所产生的纠纷。由此可见，契约文书的使用就是由这些卫所军民从汉族地区传播至其镇戍之地并扩散开来的。

其二，山区经济开发而引发的利益纠葛和社会结构变动，是汉文字得以生根的核心动力。从目前所见清水江文书来看，雍正朝之前的文书总量不足300件，明代仅15件，而从乾隆朝以降，契约文书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多达几十万件。这与雍正朝开辟“苗疆”之后迅速进行的山区经济开发和物权意识的兴起有巨大关系。在木材贸易体制下的市场网络之中，汉文字成为处理社会关系和确立物权的主要媒介，这使汉文字迅速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就连“插草为界”的地方传统也在不断的官司诉讼中，抵挡不住“白纸黑字”的权威性而逐渐为契约文书所替代。于是，当少数民族人群认识到汉文字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核心媒介时，就会不自觉地融入汉字文化圈，汉文字也就逐渐彻底生根于该地域社会了。

如何从民间文献入手研究中国历史？关键在于“回到历史现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理解和解读民间历史文献。在论述方式上，民间历史文献的立论依据主要来自国家制度、儒家经典或乡规俗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民间历史文献的话语系统，探讨特定历史时期中具体的“法、理、情”。更为重要的是，民间社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打通“人、事、理”的论述逻辑，反映了民间社会应对“法、理、情”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不了解民间历史文献的话语系统和论述逻辑，很难深入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也就无法把民间历史文献纳入中国史研究的总体视野。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网址: http://www.zgwhyj.cn/zonghexinwen/2021/0512/8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