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临流独坐图》局部

北宋范宽

立轴绢本浅设色

295x10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文系作者为陈植锷博士论文《北宋文化史述论稿》所作的序引，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一

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历史不能割断，论述宋代文化自然也须如此。单以隋唐为上限，宋代文化发展的基因之从这两代传承而来者就难以枚举。

姑举几件重要性较大的来说：

1.士族地主势力之消逝，庶族地主之繁兴，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日益完备，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等等。

2.刻版印书事业之由创始而渐盛行，造纸技术日益普及、提高，这都使得书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广扩大。到宋初，大部头的儒书和佛道典籍都能结集刊行，则一般乡塾所用的启蒙通俗读物的大量印行流传自可想见。

3.开始于隋唐之际的科举制度，一般读书人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这不仅使“天下英雄”都入此“彀中”，使政府得以从中选拔大量行政官员，而其影响所及，在那些中选的“英雄”之外，还育成了大量著名诗人，产生了大量的传世诗篇，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一种极特殊、极丰富的瑰宝。

4.唐朝还通行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举子在应试之前，先须向主司投献所业以求得赞扬，叫做“行卷”，也叫做“温卷”，所进献的文章，大都是举子们的“力作”，可以表见其“史才”、“诗笔”和“议论”的，例如《幽怪录传奇》之类的作品。举子们既多从事于此，便又不期然而然地对古文的复兴起了催化的作用。

以上举述的种种条件，到北宋期内，交错杂揉，相互影响，经常地产生着一些综合性的良性循环作用，这种综合性的良性循环作用随处可见，而宋代的科举制度更是集中体现这种作用的部门之一。

二

科举制度在唐代即已显示出了上文所举述的那些社会效益，也就是说，它已突破了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们所期望于它的那种笼络文人学士和选拔官员的狭隘效果。

到了宋代，对于科场考试的一些法规虽比唐朝更严格了一些，例如，行卷、温卷的做法在宋代即不再允许，而且还禁止主考官与中选的进士结成座主和门生的关系等等。

然而，这其实都是能发生积极作用的一些政令。因为，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数量和实力在社会上已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原居社会下层的人群得有较多动机会，以致宋王朝的当政者们，只经常提及重农的原则，却很少人再呼喊抑商的口号了。这自然也应作为当时综合性良性循环的有机组织的一部分。

这种种因素的具备，遂使国内的每一个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都要令其子弟去读书应考，争取科名。

科名虽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争取得到，但在这种动力之下，全社会却有日益增多的人群的文化素质得到大大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度在两宋期内所发挥出来的进步作用，所收取到的社会效益，都是远非唐代之所可比拟的。

三

在唐代，释道两家的教义和学说都盛行于世，其声势且都凌驾于儒家之上。这一事实，从唐代后期以来已促使知识分子群中的许多人萌生了一种意识：要把儒家独尊的地位重新恢复起来。

于是，有人从儒家经典著作中选出了《大学》、《中庸》，就前者阐明治学和治国经邦的程序，就后者吸取其抽象的义理以与释道相对抗；也有人专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把释道都作为异端而加以排斥；更有人致力于释道二家以及法家学说的钻研，然后援法入儒，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

经过长时期的相互抵排、交斗和交融，从而在北宋初叶以后的一些以儒家面目出现的学者，例如胡瑗、杨亿、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等，固然已经大异于由汉到唐的那些拘守章句训话之学的儒家学者，却也绝对不是春秋战国期内儒家学术的再版。

就他们所致力的学术领域的界限来说，已非复孔门四科和六艺之所能涵盖；就其义理的深奥精密来说，也非复由先秦到唐代的儒家学者之所能企及。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辈出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被开拓的广阔学术研究领域，只有一个最为适合的概括称号，那就是“宋学”。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网址: http://www.zgwhyj.cn/zonghexinwen/2021/0329/6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