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粟特胡人与河西胡文化

（本文2815字，阅读需要约7分钟）

齐陈骏指出：“古代真正的西部文化应在凉州，而凉州的中心，则是武威郡”；并认为西部文化“是中原汉族的农业文化、西北的游牧民族文化，以及西来的西域文化相互融合的融合体”。在以武威为代表的河西凉州文化中，最富特色的当属西来的西域文化，这跟粟特胡人的关系极为密切。

在北魏以前，虽然粟特胡人已有东迁至武威者，但毕竟人数少，且主要以商业贸易为主，对河西地区主流的汉文化影响比较小。北魏统一北中国以后，大力招徕西域诸国，遂有大批粟特胡人东迁定居于河西走廊，尤其是作为凉州治所的武威郡形成了中国境内最大的粟特聚落。另一方面，北魏北凉灭国以后将大量人口迁徙至中原，使河西武威的汉文化根基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而胡文化逐渐风靡起来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河西民众的生活。到北魏末，温子升《凉州乐歌》中说：“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这种车马交错、一派笙歌的场景，如果理解为凉州胡人在吹奏民族歌曲当最为贴切。就像唐人李颀在《听安万善吹觱篥歌》中吟道：“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以及凉州都督郭知运所进《凉州曲》由康昆仑所传一样，这些凉州歌曲传到中原帝都，均由粟特乐工安万善、康昆仑等来吹奏传唱，也反过来说明凉州歌曲在武威主要流行于粟特胡人之中。

如所周知，北齐时期胡文化影响极大，尤其在歌舞音乐方面可谓风靡一时；而在北周治下的河西地区，自北魏中期以来续有粟特胡人东来定居，胡文化自然更不逊色。史载，“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演奏《西凉乐》所使用的“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可见是蕴含浓郁胡文化的音乐文化，在西魏、北周之际甚至发展成为《国伎》，这显然是指凉州地区的胡文化在西魏、北周全境流行开来。隋代牛弘在其上奏中说：“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而建议让原北齐粟特乐人曹妙达进行教习，以代周歌。这说明，北周《国伎》在《西凉乐》的基础上又添加了许多新的音乐元素，特别是从西域新传入的边裔戎音，这与曹妙达所传之北齐粟特旧乐有很大不同。具体而言，北周武帝娶突厥阿史那氏为皇后，通过突厥传来了粟特康国、安国等新的音乐。《隋书》卷14《音乐志中》云：“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此外还有安国之乐。《通典》卷146《乐典六》“四方乐”条云：“周武帝聘突厥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有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值得注意的是，北周与突厥之间的和亲，河西武威是个重要的中介地区，如北周武帝“诏遣凉州刺史杨荐、武伯王庆等往结之”，迎亲队伍沿着黑河南下，经张掖、武威而返归长安。由此可知，北周通过河西武威等地从突厥辗转引入了来自粟特本土的康国、安国新乐，其所制造的新声与北齐乐人曹妙达的粟特旧乐已经完全不同。在隋初所定的《七部乐》中，首列《国伎》，另有《安国伎》以及杂有康国等伎；隋炀帝时扩增为《九部乐》，其中《国伎》更名为《西凉》，同时仍保存了《康国》、《安国》等乐。进入唐代仍是如此，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云：“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道明了居住在凉州武威的粟特等胡人在弹奏琵琶等音乐盛况。

有了粟特胡文化生成的《西凉乐》，以及经由河西武威新传入的粟特本土之《康国乐》、《安国乐》，当然同时也伴有粟特舞蹈。粟特胡人擅长跳胡旋舞、胡腾舞，著名的例子是安禄山“作胡旋舞，其疾如风”，以及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胡腾》所云：“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在粟特胡人聚居的凉州武威地区，胡旋舞、胡腾舞自然也是非常流行，如李益《胡腾儿》写的就是凉州的胡腾舞：“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典与。……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白居易《西凉伎》亦云：“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这些肌肤如玉、鼻尖如锥、紫髯深目、跳着胡腾舞、说话仍保留母语的凉州胡人，是从中亚东去东迁来到凉州武威的。河西粟特胡舞的盛行亦为出土文物所证实，如毗邻武威的山丹县出土了一件精致绝伦的鎏金铜胡腾舞俑，头戴卷檐尖顶帽，鹰钩鼻，手、脚尖细带有弯钩，站在半圆球上作跳舞状，裙摆飞扬，就是当地粟特胡人跳胡腾舞的真实写照。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网址: http://www.zgwhyj.cn/zonghexinwen/2021/0309/4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