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旅游多视角的透视

一、文化和旅游：定义的困顿

“文化”一词虽然和人类社会发展朝夕相伴，并渗透于人文社会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个角落，但是要对其做出准确界定却非易事。正如陆杨、王毅在《文化研究导论》一书开篇中所言，“什么是文化的定义？这似乎是一个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就开始糊涂的话题”①陆杨，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美国人类学家Kroeber和Kluckhohn在其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一书中做过统计，仅在1871—1951年的80年间，各种文化定义就多达164种；而据法国人类学家Omar统计，更是超过250种。林林总总的文化定义，仅从学科角度加以简单归类，便可有十余种类别：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生物学的、公共管理学的和经济学的，等。再结合定义的特性，每一学科视角下又可细分出描述性的、规范性的、历史性的、发生性的、结构性的等不同维度，更不消说不同学者、不同机构在具体表述上的差异，简直是踏入一片浩瀚无际的“概念丛林”，令人心生困顿。

这种定义的困顿同样适用于旅游。在近代旅游研究史上，人们给出了上百种定义，形成了综合关系说、目的动机说、生活方式说、文化现象说、审美体验说以及时空距离统计说等不同派系。每个派系之下，又各有不同解释。从旅游科学专家国际联合会（IASET）的“艾斯特”定义到Cooper 的需求供给论以及Jafari 的游客、产业和旅游地三者社会交换及其给旅游地带来的综合影响说，对于什么是旅游，可谓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基于定义本身的不统一，人们对文化和旅游各自的内在构成也持不同观点。就文化而言，有文化包含多层级的“洋葱论”之说和文化分显性与隐性的“冰山论”之说，还有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区分与关联；就旅游而言，有“大旅游”和“小旅游”之别，旅游“产业说”与“泛产业说”之争，以及“新旧三大支柱”之论与“新旧六要素”之辩。

究竟何为文化、何谓旅游，二者各自有何构成，相关文献汗牛充栋，莫衷一是，现实生活中也是各说各话，难以统一。

二、文化和旅游：多视角透视的必要性

对于文化和旅游这两个妇孺皆知而内涵和外延极为复杂的概念而言，要做出精准、全面、不同主体一致认同、古今中外皆可通行、所有场合均能适用的界定几无可能，也似无必要。只是我们需要注意，围绕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进行讨论时，需小心区分，某时、某处、某一场合之下，讨论者所说的文化、旅游乃至二者的关系是就哪个层面而言、从哪个角度出发的。是哲学层面的（philosophical）还是统计意义上的（statistical），是理论性的（theoretical）还是操作性的（operational），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还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是语义性的（lexical）还是规定性的（stipulative），是狭义之说还是广义之说，是讲产业还是谈事业，是在讨论具体的资源、产品、服务抑或业态，还是在谈论抽象的理念……如不加区分地混沌而论，那么不同的谈论者便会沿着不同的角度彼此交叉、各自延伸，最终生出一张铺天盖地而纠缠不清的大网。那样的讨论自然是无效和无解的。

仅以哲学层面和统计层面的差别来看，就有很大的不同。就哲学层面而言，作为活动的文化同个人心智的发展紧密相关，可联系到知识、智慧和理解力的获得等方面；而在这一层面上，作为活动的旅游，尤其是休闲旅游（leisure travel）与文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其区别主要在于旅游更强调空间的移动性和异地性。就统计意义而言，文化和旅游在活动、产品和产业层面各有其统计口径，纵向而言处于调整之中，横向而言各国之间亦有不同。因此，从哲学层面谈论文化和旅游的关系，与从统计层面分析文化和旅游的关系，差异甚大，不可混淆。其他角度莫不如是。

三、文化和旅游：多学科探究的方向

众所周知，文化和旅游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1981年我国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就曾指出，“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生活”。当下这一话题再次引起高度关注，自然与2018年的机构改革关系密切。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机构设置与职能调整是短期的、外在的，要对文化和旅游之间长期的、内在的关系有更加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部门具体工作层面的讨论，而要展开多学科多视角的纵深探究。因此，从多学科、多角度出发，对文化和旅游的本质属性、内在特征、发展机理、产业载体、功能效果等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辨析极为重要。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网址: http://www.zgwhyj.cn/qikandaodu/2021/0522/9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