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酒楼在酒楼上中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

《在酒楼上》作为鲁迅在经历了1923 年第二次绝望后的首批小说创作，展现出了与之前大声呐喊的“启蒙鲁迅”所不同的个人形象。鲁迅曾评价自己的呐喊是为了“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但1924年的《彷徨》却出现了“猛士”之孤猛气质的缺失。夹在中间沉默的1923 年，也被认为是“鲁迅的又一个人生原点”[2]。

一、层层嵌套的审视结构——“我”的多重身份

《在酒楼上》复杂端倪之初显，就是开头的第一个“我”字的使用。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

对于那些对鲁迅的个人生平并不陌生的读者来说，虚拟地名“S 城”和虚拟经历“当过一年的教员”足以给横空出现的“我”贴上“不可靠叙事者”的标签，“我”是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以一个不可靠叙述者的身份不痛不痒地讲述着“我”即将遇到的归乡经历。但紧跟在这身份交代后的几句对现实处境的描述：“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我竟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我”的身份：“深冬雪后”等书面化的语言，是理应内化于文人心理的语言结构。虽然这里的“我”绝不等于鲁迅本人，但其“教员”这一特殊职业的知识分子属性就决定了“我”的话语与鲁迅的个人思想存在着交叉重叠。

在“我”终于捱过了无聊的路程到达酒楼，与阔别十年的吕纬甫相遇后，叙述的焦点继而转到了吕纬甫身上。虽然叙事视角自始至终都是身份复杂的“我”，但在前半部分大段的对故乡的怀想中，叙事焦点也落在我身上，我是视角和焦点的双重矛盾结合体，这也使得前半部分文本有了散文的特质。而与吕纬甫见面寒暄之后，大量的篇幅被用在吕纬甫对这十年来经历的自白上，且用的是直接引用，这就使得在吕纬甫变成了文章的第二个“我”后，也就弥补了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一个常见的普遍短处——无法进入文本中其他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对吕纬甫内心世界的展现和神态描写，作品形成了包括第一叙述者“我”之外的双重复调结构。和“我“的凝视与被凝视一样，吕纬甫在被“我”凝视的同时，也完成着对“我”的凝视。

这二者共同的启蒙者和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二人互为主客体，在这双重复调中，文本也具有了反讽、虚无等多重张力。而这或许也是鲁迅的用意所在——通过对“我”身份的分裂和扭曲完成对他自己的审查。这就形成了“乡村—我—吕纬甫—我—鲁迅—研究者”层层嵌套的审视结构。根据弗洛伊德的三重结构人格理论，人格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构成的[3]。层层嵌套结构就成了镜像理论的实物具象——没有什么能比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两个人更能构成镜像效果了。于是“我”和吕纬甫实质成为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相互凝视，解构的程序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他们理想中的“启蒙—被启蒙”模式是一种“虚假意识”，是对现实的“虚幻再现”，一旦“征兆”出现，原有的理论解构就将失去其存在意义。面对故乡，他们意料之外的“失语”便成为启蒙结构中的“征兆”。当启蒙实质终于被拨开迷雾展现在眼前，其意义也就烟消云散[4]。

二、主体和客体的共同失语——启蒙的自我瓦解

复调视角的叙事和吕纬甫的长段大独白在《在酒楼上》这一文本中完成了恰到好处的杂糅，使得这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作是散文和小说的结合。具备“形散”特点的散文部分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段完成了“形式即意蕴”的历史使命，要想继续深入表达者思想的内核，我们需要将焦点重聚至吕纬甫的独白情节中。

在吕纬甫的叙述中，“无聊”一词成为频繁出现的感官体验表征：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吕纬甫口中桩桩件件无聊之事，实质上也是不受任何人驱使。但他自觉发生的“无聊”意识意味着，这种对自己所从事之事的排斥并不是狂人式的奴性和劣根性，而是“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无力。在吕纬甫的独白中，故事的参与者阿顺、母亲、家教的雇主都是失语的，这意味着共情与理解的缺席，意味着主体意识上的“排他”，一个典型的“他者”形象就在此中被构建起来。“他者”是一个带有价值观的名词，是通过制造他者的他者化过程来完成的，即通过自设的标准，将那些与此不同的对象打上异常或不规范的标签[5]。这种隐藏的身份对立，暗示着回乡的知识分子终将陷入文化启蒙道路的窠臼，作品也只能成为知识分子内部的自慰自怜和自我感伤，与吕纬甫眼中的乡村的失语相对应的，是他面对乡村人时作为启蒙者身份的无效。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网址: http://www.zgwhyj.cn/qikandaodu/2021/0508/8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