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迪斯可所折射的七十年代迪斯可文化史

一、迪斯可之死——一种反对的声音

电影中插播的一段真实录像来自1979年，被命名为“迪斯可销毁之夜”，这是迪斯可反对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了提高比赛的上座率，在芝加哥白袜队与底特律老虎队的两场比赛中途，一个装满了迪斯可唱片的箱子在科米斯基棒球公园猛声爆炸。迪斯可的反对者们丢掷唱片，高挂“迪斯可烂透了”的标语。现场一片混乱，棒球场惨遭摧毁，防爆警察迫不得已站出来维持秩序。紧接着是纽约郡地方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打击“白领犯罪”的新闻录影。这是八十年代初经济衰落和迪斯可文化冷潮的两个标志，斯蒂尔曼利用它们暗示奢华舞厅背后的摇摇欲坠。在这个节点出现的乔什在司法系统中工作，正处于他人生的上升阶段。几个身着反对迪斯可标语衫的摇滚乐爱好者路过，好像迪斯可的退场还没真正到来。

七十年代末，越来越多的摇滚乐迷无法忍受主导流行的迪斯可音乐。1978年，芝加哥的WDAI广播电台从“最好的摇滚乐台”改为迪斯可电台，解雇了当时的主播史蒂夫·达尔。达尔与它的合作伙伴开始公开反对迪斯可音乐。他们在一群青年间传播“迪斯可烂透了”的口号，还集结了一群反迪斯可的“使徒”，让反对迪斯可变成一种文化行动。达尔对迪斯可的攻击几乎发展为一种表演，他模仿洛夫·史都华的音乐制作了一支讽刺迪斯可的歌曲。这首讽刺歌曲还成功爬升至1979年《公告牌》榜单的第58名。达尔最成功的一次表演就是“迪斯可销毁之夜”。他在科米斯基公园的棒球观众面前大声宣布：“这是世界上最盛大的反迪斯可大会！我们收集了今晚所有的迪斯可唱片，把它们放进一个巨大的盒子里，再炸得一干二净。”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迪斯可死了”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说法。它的音乐元素和视觉时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不断被翻新、重构，在流行文化中并不鲜见。“死”这一字眼更多在控诉人们如何因为道德碰撞、种族异见与音乐流派纷争而针锋相对，在社会舞台上演绎着夸张的人类史戏剧。也因此，已经接受迪斯可符号作为一种流行通货的当代观众也许不能很好地捕捉到迪斯可反对风波的要点。《最后的迪斯可》对此轻描淡写，诞生于前一年的另一部影片《不羁夜》或许要表达得更明显一些。这部1997年创作的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天赋异禀”的夜店服务生踏入色情界后一举成名的故事。影片的主角影射了现实人物约翰·柯蒂斯·霍姆斯，他以身材上的得天独厚作为卖点，是七十年代最活跃的成人影片男主角。1969年到1984年间，色情表演突然变成一个时髦行业，一些观众和影业制作人把最为先锋的色情电影和艺术电影画上等号。这一激进文化在百花齐放之余也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反弹。如因米勒控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建立的对猥亵材料相对明晰的界定，以及延伸而来的认定淫秽材料不受宪法保护的观点。成人明星霍姆斯的丑闻不仅停留在踏入色情业这个问题上。霍姆斯死于艾滋病并发症，深陷各色犯罪丑闻，甚至成为一起谋杀悬案的嫌疑人。《不羁夜》把七十年代社会关心的道德沦丧问题和舞厅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想描绘的是一个魅力四射与污垢横流并存的七十年代社会图景。

斯蒂尔曼担心前者的电影影响了人们对《最后的迪斯可》的看法，它让迪斯可的时代看起来“过于色情与极端”，好像迪斯可舞厅是不受广泛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们青睐的怪胎集中营。但《不羁夜》着力展露的迪斯可时代疯狂的一面是确实存在的。一定程度上，七十年代末对性、毒品、疾病等事物的恐惧效应引爆了大众对迪斯可舞厅的成见。再加上反对派乐迷们群情激奋的一锤子，迪斯可音乐在科米斯基的球场上成为昙花一现的烟火。

二、白色曼哈顿——属于白人弄潮儿的迪斯可

斯蒂尔曼在泽西市找到了“勒夫的泽西剧院”，作为《最后的迪斯可》的取景地。那是一栋非常美丽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建于1929年，是被共同命名为“勒夫的奇迹剧院”的五所电影宫之一。五座建筑承载着勒夫在纽约及周边地区开展连锁电影宫事业的雄心壮志，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纷纷退役，同迪斯可舞厅的历史形成奇妙的对应。斯蒂尔曼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曼哈顿的故事，因为曼哈顿是白人迪斯可俱乐部的发扬地之一。斯蒂尔曼认为迪斯科时代的标志便是俱乐部文化，这种文化持续至拍摄《最后的迪斯可》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直到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仍长久不衰。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网址: http://www.zgwhyj.cn/qikandaodu/2021/0502/8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