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传播观念的一次进化 ——评詹姆斯·凯瑞

詹姆斯·凯瑞（1934—2006）是美国当代著名媒介理论家、批评家，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曾任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院院长、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教授、美国《传播》杂志主编、美国新闻记者协会主席。其媒介研究的主要成果结集出版在《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中。其中《传播的文化取向研究》是詹姆斯·凯瑞集中论述传播仪式观的重要文章，该文章发表于1975年第2期的《传播》杂志上。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传播观念即传播仪式观为媒介传播批评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在《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一文中，詹姆斯·凯瑞曾提到剑桥大学的雷蒙德·威廉斯与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均有意地将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划清界限，并将这种做法视为一种明智的选择［1］。詹姆斯·凯瑞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发源于美国的传统传播学理论注重传播的传递或运输观，基本上把传播视为一种为达到控制的目的传递信息的过程。其典型情形是劝服、改变态度、转变行为，通过信息传递实现社会化，而缺乏与文化、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造成了传播学研究所谓的被“孤立”。而詹姆斯·凯瑞的实际贡献就在于他赋予了传播学研究以新的维度，即文化研究的维度。

在《传播的文化取向研究》中，詹姆斯·凯瑞以约翰·杜威对传播的观点为切入点，对传播仪式观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形成了与传统传播观念的理论分野。詹姆斯·凯瑞的理论前承英尼斯与麦克卢汉，后启戴扬与卡茨（于20世纪年代初完成了《媒介事件》）、罗滕比勒、库尔德尼（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分别完成了《仪式传播》与《媒介仪式》），成为媒介传播观念的一次进化［2］。本文对詹姆斯·凯瑞的重要文章《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更加直观地解释其在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论点。

一、传播贵在达成共识

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詹姆斯·凯瑞开篇引用了杜威的观点，进而对“传播”这一概念在美国文化中的两种理解进行了说明，而其并没有论证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矛盾问题，而是基于这种现实，创造性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将传播的定义划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

在传统的传播观念中，我们关注的是传播带来的一种政治秩序及传播的传递观念，由此，我们更注重传播的整个控制过程，关注传播的目的及效果。而詹姆斯·凯瑞的观念认为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不单有政治属性，还有文化属性，因此人的美学体验、宗教思想和体验、个人价值、情感和学术观念等决定了人需要在传播中得到另外一种认同和一种仪式秩序［1］。

比如传统观念认为新闻的传播一般是指新闻的采、编、播，其环节应当包括拉斯韦尔所说的5W 模式中的各要素，从传者到内容、媒介、受众，最后还要关注其传播效果。基于这样一种结构范式的传播观念难免带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它在分析奥运、阅兵、审判、演说等作为“历史的现场直播”的媒介事件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时显得乏力，更在纷繁复杂的互联网新媒体媒介事件的读解中显得捉襟见肘。

虽然人们对传播的进步以及传播所能解决的问题有目共睹，但这并不能突破把传播仅仅作为一种社会功效进行研究的局限性。詹姆斯·凯瑞与麦克卢汉一样对媒介传播抱有更大的期望，即将媒介传播看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一种原始的社会肌理。人们因为某种共同的认识和共有的事物而聚集、共处。“传播即是他们借以拥有共同事物的途径……共识需要传播。”［1］

詹姆斯·凯瑞的观点强调传播在个人、社会甚至整个人类文化建构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它不但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且是共享信息的表征。一个民族、一种社会形态的形成离不开传播的维系，传播贵在达成共识。他认为对传播的量化分析和功效主义研究已经是黔驴技穷的经院式的东西。他虽没有对旧观念进行严厉批判，但文章中透露出了对传播的经典研究范式的不满。

二、陌生化与信息沟

“陌生化”的概念是在20世纪初由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后被广泛应用于艺术创作实践中。其根本是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维持惊奇感。陌生化给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蒙上一层面纱，使本来人们习以为常的、身边熟悉的事物在认识上产生“难化”，从而产生新的感知，维持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惊奇感［3］。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网址: http://www.zgwhyj.cn/qikandaodu/2021/0207/3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