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再现中的多重阻力与阐释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化研究就需要不断追根溯源，不断结合时代特征、发展趋势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焕发出时代光彩，发挥引领和凝聚作用，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为伟大祖国鼓与呼。基于此，文化再现就成为了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在西方文化研究仍然占据主流地位的现状下，如何彰显文化新价值，如何让再现的文化真正地潜移默化、滋润人心，让文化交流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需要我们从体制机制上去思考，从文化创新路径上去做文章。

一、文化再现的内涵及时代要求

对于文化再现这个概念，国内研究较少涉及，但从国际理论研究的历程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趋势来看，构建起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话语体系和机制，讲好中国故事，文化再现是一个必须深入探讨的话题。

1.研究现状。文化再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理论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对语言学的研究逐渐过渡到了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是再现范式的代表，跨学科研究出现众多成果，涉及文化批评、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其共同点在于，都意识到文化同经济、政治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内在复杂的运行机制，而这个机制对于很多个体，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塑造作用[1]。而这一点也是文化再现这个地域性概念迅速成为国际学界广泛认可的独立学术领域的重要原因。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前后20年的研究始终关注文化再现的政治化特征，并把它作为独特的研究视角，去探讨文化再现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常江在《再现之道: 文化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重新政治化》中对文化再现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再现理论将使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避免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陷阱，进而失去建构同西方文化对话与抗衡的话语体系的动力”[2]。本文以此论断为基础，并对其所提出的构建与西方对话的话语体系进行进一步思考和阐释。

在国内现有文献中，对于“文化再现”这一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号学的研究”这个层面，从语言符号本体出发探讨文化的意义，主要集中在文学、文艺、翻译、建筑等具体的创作、研究、建设领域。白靖宇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提出了文化再现的翻译原则[3]，牛婷运用白靖宇的理论，通过对詹姆斯·理雅各和许渊冲的两个不同版本的《诗经》英译本进行对比，论述翻译的意义和性质在于体现原语文化信息，原汁原味地展现原语文化特色，达到交流文化的目的[4]。薛妍妍着重探讨在翻译美学视角下更好展现中华文化意象之美的方法[5]。王晓丹以华裔女性作家为研究对象，剖析她们的作品中对“想象的母国”即中华文化的再现，反映出50多年来华裔女性文学的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是相呼应的，也从一个侧面展现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交流作用[6]。谭明、成玉宁、姚仁喜、刘卓君、刘环等学者分别以南京石头城遗址公园[7]、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8]和湖南永顺老司城土司遗址公园[9]等建筑及其景观规划设计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建筑、规划、风景园林领域中通过可见的物质形态彰显地域历史遗存人文精神的路径，体现宏大的时空脉络与文化背景，实现建筑本体、环境、景观、人、生态自然之间的平衡是他们共同遵循的原则，而通过建筑语言来展现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后的新生命力，是他们追求的目标。王婷、陈亚颦等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他们选取了文化再现理论中的“表意系统”特征，希望通过文化符号的象征再现，促进多元民族文化的共生与繁荣[10][11]。路幸福、陆林、郭重孟、许亦善从旅游发展角度，李刚等从影视剧作品的展现角度，探讨文化真实性和文化治理问题[12][13][14]。总体来讲，我国学者对于文化再现的实践和研究，主要基于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目的，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价值。

2.文化再现的时代价值。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研究文化问题要和时代大潮紧密结合。我们发现，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等言论并没有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充满了中国智慧“和合”因素的提出而减少，反而在很多场合以不同形式出现，尤其是作为对外交流使者的“文化”，更是背负了很多不该承受的东西。一方面，“中国文化输出”成为一些西方人士给类似孔子学院这样的文化机构贴上的标签。在西方价值观以无孔不入的架势向全世界渗透了多年的现实面前，再单纯的文化交流也会被“有色眼镜”看成其他模样，文化交流中的相互融合、自然吸引也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另一方面，我们目前所展示的都是具体的文化形式，由于传播途径、范围、人群等都不同，人们所接收到的信息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只是某个层面、某个领域或者文化发展的某个阶段，历史延展性和全面综合性较为欠缺。这就容易让接收信息的人群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困惑。而接受信息的人群，也由于受教育程度、生活阅历、学习习惯等的不同，当他们作为中国文化的“再次传递者”出现的时候，文化的再现就有可能与它本来的面貌相差千里，甚至背道而驰。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网址: http://www.zgwhyj.cn/qikandaodu/2021/0205/332.html